大明崇祯五年，四月二十丁亥，崇祯皇帝明发中旨，令招抚海南髡人。
按照“规则”，这种事关国家政事的诏书需要由内阁来拟定，如果内阁认为其内容不妥，可以封还不受，或者拒绝草拟。也就是说大明的皇帝在治国上并不能随心所欲，要受内阁制约。这是自明朝中叶以来逐渐形成的传统，在张居正时代达到巅峰，所有国事几乎都要经过内阁的“票拟”来决定。皇帝直接能决定的事务非常有限。
如果用后世眼光来，这种制度比起皇帝一人大权独揽显然要先进得多。但作为皇帝本身，这种受人制约的滋味肯定不好受。如果是个耽于享乐的也就罢了，可偏偏当今天子朱由检非常“勤政”，大事小事都爱一把抓，对于这种权力的丧失极是敏感，于是终崇祯一朝，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。一方面崇祯觉得这些臣子不听话，不停的换大臣。另一方面，无论他换什么人上来，只要是个稍微有点能力的，就都死死抱住前辈们好不容易才达到的“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”局面不肯放手，这显然不合皇帝的心意，于是就继续换人……淘汰到最后，很明显，能够留在朝廷里的就只有一些没什么野心，却也没什么能力的尸位素餐之辈了。而整个帝国的局面，也正是在这种君臣之间的角逐与拉锯中每况愈下。
当然了，那是后话，在这崇祯五年的时候，在内阁中还是有不少厉害人物的，别人不提，就是皇帝最为信重的首辅周延儒，次辅温体仁二位，虽然在后世都被列入奸佞名单，但他们本身的智商情商绝对不低。若在平时，就算他们再怎么不敢得罪皇帝，对于天子这种明显“越界”，**裸抢夺内阁权力的行为也不能忽视，否则就是背叛了他们所代表的文官系统，会受到明帝国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唾弃，立即身败名裂。
更何况这些招安条款的主要签订人钱谦益还跟温体仁有大仇，跟周延儒也没什么交情，而这些条款本身又有太多“不合规矩”的地方，即使皇帝发了中旨，企图绕过内阁，这些阁臣们也完全可以上疏反对。大明王朝自朱元璋朱棣这对强人父子之后，还没有哪个皇帝可以真正置满朝文武意见于不顾的，若是首辅次辅这些重要人物一致反对，就算皇帝已经发出去的旨意也无法得到执行。
然而这一次，对于皇帝的这道旨意，内阁却很古怪的完全保持了沉默，几位大学士没一个对此发表意见的，就连温体仁也没有，他倒不是不想给钱谦益找麻烦，可现在他已经自顾不暇——因为那些阁老们正在内讧，首辅周延儒和次辅温体仁各自罗了一批党羽，铆足了劲头想要把对方拱下去，这时候当然谁也顾不上其它事务了。
造成这种局面的仍然是钱谦益，他很清楚一点：自己能虽然搞定年轻毛躁的小皇帝，却绝对不可能用同样手段哄骗过内阁那帮人。就算手头有些筹码，可要想和内阁那几个早修炼成精的老家伙达成妥协，却依然是一件非常困难，甚至可以说是几乎不可能的任务——因为有温体仁，以及周延儒这两个人在。
所以，想让内阁不给自己找麻烦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给他们找些麻烦。而琼州岛上那位李老先生的提醒则给了他一个非常完美的切入点……
——在抵达北京城后的几十天内，钱谦益始终保持着极高的曝光率，他四处拜访故交好友，各种文会笔会一场不拉。身为前礼部官员，又做过几任主考，钱氏在京城的清贵故交和子弟门生着实不在少数。这一大帮子文人聚在一块儿，或者高谈阔论；或者诗词唱和；再或者邀上几位解语红颜相伴；又拿出些新鲜有趣的“西洋货品”出来赏玩……传出来的都是一桩桩风流韵事。若是换了别人敢这么肆无忌惮，肯定早被弹劾为轻薄无形，可发生在钱大才子身上，人家却都只有羡慕的份儿。
这文人么，只要凑到一起，指点指点江山，评论评论朝政肯定是免不了的。朝廷兖兖诸公，在他们口中无一不是尸位素餐之辈，若换了自己来做，必当如何如何……种种豪言壮语，无非用来讨得在场佳人一笑罢了，回头酒醒之后，估计连他们自己也忘了说过些什么。
以往钱谦益对这种胡吹乱侃照例是不大感兴趣的，毕竟几十岁的人了，又真真切切做过朝廷大员，阅历和面子上都不允许他象小年轻那样乱说话。只不过这一回却是例外，在几次影响较大的东林党人聚会上，钱谦益洋洋洒洒，从经济，政治，天时等各方面深刻分析了当前大明朝所遇到的诸多困境，每一言都是切中时弊，不要说那些尚未入仕的年轻仕子，就是在场很多已经作了官儿，有过实际执政经验的中年干练能员在听了钱大才子的分析后，也不由得暗暗点头，心想这钱牧之回乡数载，居然能潜心实事，还真让他悟出一番大道理来。
有几个人不太服气，暗忖你这大概都是在家里预先想好的，大势所言不虚，这时政上就未必能闹得清楚了，便把话题扯到当今时局上。眼下朝廷所谓大事，其一是招降南海髡人，这件事情本就是钱谦益在操办，前几天才在朝廷上大出了风头的，自然不可能再拿出来让对方涨威风，于是很自然的，那些人便举出山东变乱为例，要他说出个子丑寅卯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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